淺論明代婦女法律地位的提高（摘要轉貼）[第4頁/共6頁]
2、未嫁女法律職位的進步
馮夢龍：《警世通言》卷34，天津群眾出版社，1957年，第350頁
趙風喈：《中國婦女在法律上的職位》，商務印書館，1928年，第8-11頁
一是為妻的人身權。在明律上，“夫尊妻卑表示在伉儷相互犯法時的“同罪異法罰”，這必定形成老婆人身權的侵害，如老婆打丈夫，“仗一百”，至折傷以上，“各加凡人三等”；而丈夫毆打老婆，“非折傷，勿論”；“至折傷以上，減凡人二等”。在《唐律》中也有近似規定，可見，在不異鬥傷程度下，法律對老婆的懲罰，遠遠重於對丈夫的懲罰。更有甚者，丈夫不對毆殺老婆，唐、宋、明、清律一概列為“各勿論”，可見，各朝法律都把老婆視為丈夫的私有財產，乃至老婆的生命也得不到保障。
四是為妻的再醮權。明律規定孀婦再醮有公婆作主，而明朝社會民風大變，婦女在實際餬口中有了較廣泛的再醮權。女教書對於孀婦守節與否，以為應由本身作決定，比如《水滸傳》第二十五回：“王婆向潘弓足說道，初嫁從親，再嫁由身，阿叔如何辦理。”潘弓足終究本身主婚，再嫁西門慶，並且夫喪再醮已成為普通官方婦女的根基代價取向，社會言論也持承認態度，有的處所另有夫未病死時媳婦就被聘為彆人之婦的民風。
在娶支屬之妻妾一條中，元朝蒙古族“收繼婚”的民風，父死子能夠收其庶母，兄亡而弟可收嫂，不準弟亡而兄收弟婦。因為“收繼婚”是蒙古族一種商定俗成的風俗，對泛博蒙古族婦女形成必須接管的婚姻究竟，大大限定了她們再嫁工具的挑選自在。而《明律》則果斷改正這一“胡風”，對“收繼婚”的懲罰大為峻厲，“若收父、祖妾及伯叔母者，各斬；若兄亡收嫂，弟亡收弟婦者，各絞”，這一規定合適漢族的民風風俗，對明朝婦女的再次婚姻締結，具有必然主動感化。
《大明令•；戶令》，中華書局，1960年，第20頁
二是女性的退婚權。訂婚以後而消弭婚約，稱為退婚權或悔婚。明律對女效能夠退婚分為三種：即“妄昌”、“犯奸盜”、“男家故違結婚期”。此中，“犯奸盜”是明朝開端製定並實施的，而“男家故違結婚期”始於元朝，明朝因襲。